有不少朋友认为不能用，起码是不实用。还有一些朋友认为可以用，关键是你怎样用。不管持何种观点，有一点是绝对有共识的，那就是现下国内项目所处的环境。对这个环境和项目管理的方法和技巧等应用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导致了不同的看法。

事实上，PMBOK对项目环境是非常重视的，做为一个基本原则一再强调其理论、技巧等不是一成不变而要倚项目环境而有所取舍。这也和其认为的项目的特性之一－－独特性、唯一性相符合。

人是社会动物，如所言是要学一些政治学和经济学的；项目管理做为术业专攻，加上其独特性、时效性、条件限制性、动态变化性等特点，对项目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和项目本身所处的项目干系环境的认知有着更高的要求。

所以，此贴之跟贴以政治、经济类为主，请朋友们选取自己所看到的文章跟贴；不一定要官方，但绝不能过分偏激，以不影响版面和联盟论坛为底线。可以意见不同，但不能谩骂攻击。

中国思维网发布： 2003年2月13日 转载自:思想评论

说到中国的经济，主流经济学界和电视报刊给广大人群的印象是：经济发展
的速度极快，以前叫“腾飞”，现在则是8％；中国人民的生活已经达到了“小康
”；中国的GDP、外贸总额什么的也已创造了巨大规模等等。还有的报刊渲染说，
我国13年来的经济取得了骄人的成就，为二百年来所未有！听这说法，令人摸不
透200年前的中国究竟出了什么神奇。现在，当世界不少国家的经济发展发生“减
速”、有的国家还发生了“经济衰退”的时候，只有我们中国的经济“风景这边
独好”，仍在“健康、稳定、持续”地高速发展着，并且可以一直持续到本世纪
中叶，直到超过当今世界经济的龙头“老大” ---- 美国！

　　但是，话说得太妙，往往反而会令人生疑。我国历史上有个特点，凡是真的
“形势大好”时，例如1963-1965年的经济调整时期，报刊上倒也并不怎么凑热闹
式地跟着大声叫好。而到了 1960年经济空前困难的时候，主要报刊上却整日价“
形势大好”、“形势极好”、“形势一派大好”的标语口号式宣讲满天飞；到了
1967年7-9月份，全国武斗、天下大乱，这时候却反倒说是“形势大好，不是小好
，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可见，形势到底如何，还不能光看怎么说的
。

　　况且，目前中国经济在“宏观”上的不少统计材料，令人感到并不能放心。

　　例如，人们说中国经济正在“健康”发展，但怎么诊断出一个国家的经济是
否真的健康？我想，第一条诊断标准不应当是“发展速度”，而应当是“总供给
”与“总需求”的平衡。就像一个孩子那样，抽条太快，长成了豆芽菜，体内失
去了匀称和均衡，未必就是健康。那么，中国的经济发展的“供求平衡”的状况
，到底怎么样呢？

　　着名经济学家们在电视里讲：我国一个是投资增长，一个是外贸增长，有了
这两件宝物，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平稳的，供求也就是平衡的。但这种说法并不
合乎逻辑，单有投资增长和外贸增长，并不能保证经济达到“供求总平衡”。而
且事实也恰恰相反，数据显示：中国的 “总供给”已经大大超过了“总需求”，
出现了非常的不平衡。今年，不仅没有一种商品供给不足，而且商品种类中86％
均供过于求，而且国内的“库存积压商品总值”已经高达4万亿元之巨！这个数字
在1996年约为1.33万亿元，经过5年，于去年达到3万亿元库存。而现今仅只1年，
就飞速胀大到了4万亿元，它与GDP的比例约为41％。这是个令人恐怖的比例，但
在我国似乎没有人因此恐怖，大家仍然兴高采烈，高唱赞歌或者大扭秧歌。但要
知道，在西方国家，这个比率通常不会超过1％！

　　再看看商品房，据统计，1999年的前5个月，我国住宅投资额、商品房竣工面
积均比头年同期增长3成多，而商品房销出的面积，仅比头年同期增长13.65％，
也就是说，我国商品房的空置率很高。因1995-1997年叁年的商品房可供量为440
18万平方米，因此计算出当时的商品房空置率为16％，当时有专家说，这种比率
是一个“危险期”。但中国人对什么“危险”历来是满不在乎的。果然，3年过去
了，大家相安无事，时至2002年7月底，据报道，全国商品房的空置面积仍在大增
，已经高达1.2亿平方米，比起3年前增加了3000多万平方米，全国商品房空置率
居然已高跳为26％，这个数据是美国的4倍、是香港的8倍、是国际警戒线的2.5倍
。但直到今天，仍然是全国遍地大兴土木，拼命地盖着华贵大厦，商品房价格也
居高不下，有谁真的拿“危险期”当回事了吗？

　　由于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供需失衡”，在我看来，纵使金融业没有腐败的问
题，仅只由于我国消费品及商品房的高度积压，国家的金融都会自然而然地发生
难以避免的高“呆账”率。因为商品积压么，因此全社会资金就必然陷入周转不
灵。何况，目前在中国腐败已经浸润了各行各业、正在深入骨髓。中国的“坏账
率”到底有多高？始终没看到清楚的材料。人们的猜测在20-60％之间。2002年2
月间央行行长表示，2005年底一定要将我国不良贷款率降到15 ％。这个15％其实
也是个超高指标，但还要使用3年的时间，并使足一把劲儿来争取，可见目前我国
呆账率之严重。而获悉，西方国家的银行不良贷款率，居然通常也仅有1％！

　　可见，中国经济的“库存承受力”和“呆账承受力”，的确是异乎寻常！在
这一点上，中国人真是了不起。若是西方国家，41％的库存率，26％的商品房空
置率，30％的银行坏账率，它们早就完蛋了。

　　以上数据表明：中国的“总供给”大于“总需求”，不是大了一点，而是实
在太大了。

　　那么，令人不解的事情来了，我国的经济再继续高速发展下去，已经过大的
“总供给”不就更加大了吗？在目前“积极的财政政策”下，国家甚至大量举债
，进行投资，用以弥补来自民间的气力不足的“总需求”。但无论是进行“基础
设施”建设，或是投资电力、输气、乙烯项目之类，还是制造业，总之，钱花了
，虽然医得眼前疮，但不可避免的进一步的结果只能是：“总供给”在以后只会
越来越巨大。

　　这样，投资越多，生产得越多，然后“总供给”进一步与时俱进地膨大，“
总需求”只能相对的愈益不足，商品就更是卖不出去，日后的工商业必定就会更
加艰难……。从而，形成人们常说的“恶性循环”。

　　显然，若要打破这个恶性循环，只能扩大总需求，让总供给有个去处，方能
盘活企业资金、使企业能进一步生产而不出现银行呆账，因而改善资金市场和劳
动力市场的状况。因此，为了“扩大总需求”，经济学家们一直在呼吁“扩大内
需”。扩大“内需”，显然是个很正确的看法。因为中国的“出口总额”在国内
的GDP中，只占20％，这虽然比美国的7％的比率大不少，但与欧盟诸国相比也并
不算大。反正，因此可以看出：尽管在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我国的出口总
额还是增长不少，但毕竟“外需”在我国只占一小部分。而GDP中80％还是须由“
内需”来消化。

　　那么，我国的“内需”情况到底怎么样呢？

　　先看广大群众的消费力吧。照理说，这个消费力应当主要来自全国“工资总
额”，所以，不妨先看看中国的“工资总额”的情况。

　　全国工资总额，应当是我国清白的“合法收入”的一个大头。它到底有多少
呢？1999年的全国“工资总额”仅有0.987545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1.065919万
亿元！2001年的材料，不知为何，我在网上至今没有查到。据我估计，就是到了
2002年，全年工资总额也就在1.2万亿元左右，不会高到哪儿去，因为今年国家职
工没有涨工资。而2001年国家财政给全国4500万人涨工资，也就是拿出了700多亿
元。若是这700多亿元都流进了消费品领域，要消化掉3-4万亿元库存，也正合了
一句成语，叫“杯水车薪”吧。

　　关于“工资总额”，根据200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我曾把“工资比重”
的情况计算如下：

　　年 国内生产总值(GDP) 工资总额合计 工资在GDP中比重 工资比重的
　　份 （亿元） （亿元） （％） 年增长百分点

　　1978 3624.1 568.9 15.7 -0.38
　　1979 4038.2 646.7 16.0 0.32
　　1980 4517.8 772.4 17.1 1.08
　　1981 4862.4 820.0 16.9 -0.23
　　1982 5294.7 882.0 16.7 -0.21
　　1983 5934.5 934.6 15.7 -0.91
　　1984 7171.0 1133.4 15.8 0.05
　　1985 8964.4 1383.0 15.4 -0.38
　　1986 10202.2 1659.7 16.3 0.84
　　1987 11962.5 1881.1 15.7 -0.54
　　1988 14928.3 2316.2 15.5 -0.21
　　1989 16909.2 2618.5 15.5 -0.03
　　1990 18547.9 2951.1 15.9 1.79
　　1991 21617.8 3323.9 15.4 -0.53
　　1992 26638.1 3939.2 14.8 -0.59
　　1993 34634.4 4916.2 14.2 -0.59
　　1994 46759.4 6656.4 14.2 0.04
　　1995 58478.1 8100.0 13.9 -0.38
　　1996 68593.8 9080.0 13.2 -0.61
　　1997 74772.4 9405.3 12.6 -0.66
　　1998 79552.8 9296.5 11.7 -0.89
　　1999 81910.9 9875.5 12.1 0.37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以上数据均为“当年价格”，因此不是“可比价格
”，所以不表明增降“指数”；“工资总额合计”是指国有、集体和其他所有经
济单位的职工工资总额合计。它包括的范围是：（1）计时工资（2）基础工资（
3）职务工资（4）计件工资与计件超额工资（5）各种奖金（6）各种津贴（7）加
班工资（8）其他工资。在《中国统计年鉴》里， “国有经济单位”，除了各种
经济行业以外，还包括：（1）国家机关、政党机关和社会团体；（2）科学研究
和综合技术服务；（3）教育、文化、艺术和广播电影电视业；（4）卫生、体育
和社会福利业；（5）社会服务业。

　　从这份表上，人们不难看出：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中的比重是很低的。
而且这个比重，在改革以来的绝大多数年份里是负增长。正因为我国“工资总额
”的比重如此之低，所以，腐败这匹“野马”在中国才有了广阔的钱财世界可以
纵横驰骋。

　　在这样一个很低的“工资总额”之下，1995全国的工薪收入者平均月工资不
到460元；而直到 2001年，也就只有780元左右。甚至在生活费用颇高的北京，据
宣布，人均月工资收入大约也就1000元左右。当然，这里都是“当年价格”，不
是“可比价格”。

　　我们还可以吃惊地发现：1998年的数据是，美国的平均工资是中国的47.8倍
，日本则是中国的29.9倍，而韩国是中国的12.9倍。而数据还表明：韩国在1962
-1982年20年间的经济发展奇迹中，平均年增长率也不过就是8.3％。而据我国公
布的统计，我用几何平均法计算了一下，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从1978-1999年的22年
间，平均增长率高达9.6％，比当年韩国“起飞”的速度要高。韩国60年代初的“
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90多美元，它的平均工资怎么会比我们高上10几倍呢？我
们的钱都到哪去了？

　　我国的工薪收入者以外，绝大多数城市居民也并不是“高收入”。公开的统
计材料就能说明这一点。例如，2001年被认为是我国城市家庭收入“有较大幅度
的提高”的1年。据宣布，全国的城市居民家庭年均可支配收入为6860元，按可比
价格比2000年增长了8.5％，若城市家庭平均3.58口人，那么每月可支配收入是6
860元÷12＝571.67元，老天爷爷，人均竟只有区区 159.68元！ 　　所谓“可
支配收入”，在统计上的“定义”是指：“被调查的城镇居民家庭在支付个人所
得税、财产税及其他经常性转移支出后所余下的实际收入。”但是我发现，尽管
都是国家公布的数据，但“可支配收入”和“全国工资总额”两项数据是对接不
上的。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称，2002年一季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752元，同比增长7.5％，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增长6.9％。这个数据使我感
到奇怪，如果是“人均”可支配收入，也就是说，1年起码可以达到人均7008元，
那么3.6-3.8亿城市人口的可支配收入总计就将为2.5-2.7万亿元。实际上，全国
的工资总额只可能有1.1-1.2万亿元。所以，我疑心这里是否错将“户均”说成了
“人均”，但再一算，仍然不对，如果按“户均”计算，那可支配收入总额将只
有6900-7500亿元，又太少了。总之，牛头有点对不上马嘴。我想，如果是随机取
样的抽样调查，为城市人均可支配收入7000元，那么城市人口收入在总量上就超
出了“工资总额”约1倍半。难道我国城市的普通居民的“灰色收入”有1.5万亿
元吗？只能用一句南方话说：天晓得！

　　这里可能还不包括富豪们的“黑色收入”。

　　我们再来估计一下老实巴交的中国劳动农民主体的收入。
　　据网上报道，国家统计局发言人说2002年一季度农民人均现金收入594元，比
头年增长1％，考虑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3％。但在我看来，这个数字是否有点
过大？照此计算，农民人均现金收入全年就将近2400元，中国农村约有10亿多人
口，那么全体农民的全年收入将超过2. 4万亿元，占了GDP的1/4。这有可能吗？

　　但是，仅据上面国家统计局的算法，农民的人均收入也只及城镇居民人均收
入的1/3。而从城乡居民的储蓄存款的比例来看，90年代以后，农民储蓄的比例逐
年下降，约每5年下降5个百分点，据悉1999年只占23.7％。因此1999年10亿农民
储蓄的总量约1.4万亿元，人均存款只有 1400多块钱。但即使这么点钱，我也很
怀疑到底是否真有。近两年到底还会增加多少？银行部门和统计局应当能算出来
，只是没有公布。从这些数据看来，我认为，全国劳动农民不大可能1年花掉2.4
万亿元。据统计，在农村，年收入在“平均收入”之上的人仅占20％左右，近80
％的农民收入低于“平均水平”，他们的生活肯定比较困难。

　　因此，全国劳动农民的消费力，可能比城市的消费总量还要略差些。

　　让我们再从宏观上看看“居民储蓄”吧。

　　自从改革以来，直到1999年时，除了1995年以外，从来没有“居民储蓄增加
额”超过了“工资总额”的时候。但即使这样，也显得事情有些不对头，因为“
储蓄增加额”相当高，几乎可以约等于“工资总额”的80-90％。1995年，“居民
储蓄增加额”居然比该年的“工资总额 ”还多出44亿元。这已经是很奇特了，但
更奇特的事情还在后面。

　　当我知道了今年5月末居民储蓄“突破8万亿元”的消息时，又看到“定期储
蓄”从2001年末的26.3％猛涨至2002年5月的56.1％。我就感到，这是全社会腐败
加速的明确信号。我写了文章，企图说明这个问题。我国从2001年9月至2002年5
月，仅只3个季度，居民储蓄就提高了1 万亿元，从7万亿元达到8万亿元。这就是
说，若是4个季度的时间，居民储蓄将达到1.25万亿元的增长。我认为，1.25万亿
元这个数字非同小可，因为我们不是西方国家，我国的“工资总额”在GDP中比例
甚小，只有11-12％，近90％的钱不明去向。如前所述，1999年的全国“ 工资总
额”仅有0.98万亿元；2000年也只有1.06万亿元！2001年的材料至今尚不清楚。
但清楚的是：目前巨额“新增储蓄额”将会大大超出“工资总额”！ 1995年不过
超出了44亿元。今年可好！起码将会超过1000亿元了。

　　但后来的事实，又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

　　据报刊兴奋宣布的消息，国内居民储蓄总额至9月末已经高达8.45万亿元！这
就是说，从去年 9月末的7万亿元到今年9月末，1年之间，居民储蓄总额居然狂涨
了1.45万亿元！比我原来预计的还要高出2000亿元，我看，“新增居民储蓄”将
超出“工资总额”高达3000亿元了！这原因不说自明，就因为巨量“来源不明”
的钱拥入了“居民储蓄”，才会造成这种景象，所以，腐败在加速，而且在急剧
加速……

　　特别是2002 年，中国富人追求腐败的厉害度，实在是非同一般。

　　这里有两个问题很清楚：

　　（1）工资总额是劳动者们的活命之水，不可能都进入居民储蓄。按照目前经
济学家们夸张的计算，就算恩格尔系数已达到50％左右，中国已取得了伟大成就
，那也表明，中国工薪老百姓起码还需要5000亿元用于吃饭，农民的吃饭问题也
还需要一个大数目。由于目前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巨大，我们先说城市，即3.6亿城
市人口每人平均每月吃饭要用掉109-115元钱，从日常生活经验看，似乎差不多。
另外，每人每月还要约用120元钱用来买衣服鞋帽、市内交通、孩子上学、老人生
病、房租（或购房）、买日用品等。够不够？这样一来，似乎把那些没有“腐败
”气味的“工资总额”就用得差不多了。

　　城镇普通居民1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普通农民1年里到底能存款多少？以我
以前的估计，全国老百姓每年增加长期存款（无论活期定期）能有个2000亿元（
城乡各1000亿元）、即总收入的1/10也就不错了。但我们目前1年增加的储蓄总额
竟高达14500亿元，比我想象的多出14 -15倍来。这就是说，现今银行中90％以上
的新增储蓄额，特别是定期储蓄，并非来自工薪一族，起码不是来自该族的工资
收入部分。

　　（2）既然新增居民储蓄的主要部分不是来自“工资总额”，那么，目前这凭
空掉下来的1.3 万亿元以上的新增储蓄，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答案只有1个，腐
败。

　　在我看来，腐败的金钱有几个流向：一是流向国外，一是流向豪华的洋房、
汽车、还有出国旅游、吃喝嫖赌等，再就是大量进入了“居民储蓄”。为什么呢
？让我们来分别看看。

　　中国大量的腐败黑钱正涌流向国外，美国、澳洲、东南亚无所不有。据报刊
材料，我国1997 -1999年以“携款潜逃”为标志的资本外逃为520-530亿美元，那
么，2000-2002年被腐败分子 “席卷而去”的钱又有多少呢？假设按照“居民储
蓄”的那种增长速度，起码应当达到600- 800亿美元了，也就是6000亿左右的人
民币。当2001年普通人民的人均月收入仅只有780元时，可以气死全国人民的是，
数千个或万余腐败分子竟然能把几千亿元搞到国外去！这里边是否也有国家机关
或人员的失职问题？我们没有见到任何人因此“引咎辞职”，而只见人们不断地
在易地做官，歌功颂德。

　　我看，中国黑钱大量外逃的规模，应当引起国人的重视了。

　　所以，居民储蓄的狂涨，并不表明“整个人民”的收入水平提高。为什么居
民储蓄既不向消费分流，又不向投资转化，少数人收入的腐败性就是深层次上的
原因。对此，经济学家们通常是不加考虑的，或者他们不屑于讲这些事情。到底
为什么？有人说，可能因为有的经济学家自己就是百万富翁、甚至是亿万富翁的
缘故。

　　既然每年有一万几千亿元的钱进入居民储蓄、而且又来路不明，是不是应当
查一查呢？检查来路不明的钱是否国家的职责？我看是没有问题的。特别是那些
大户的钱。否则，国家的各种银行岂不是成了“洗钱”的大块肥皂了。如果实在
不愿意查，那就会令人疑窦丛生。人们过去指责瑞士的银行制度包庇坏人，为其
洗钱，但若是国内的银行也可以允许居民存起大笔的钱而不问其来源，那中国的
银行岂不变成世界最大的“洗钱”场所了？那么，国内的贪官也就变成名副其实
的“制度的产物”了。

　　在国内，由于各商业银行从来不问存户巨款的来源，不需要任何鉴定或监管
，而且曾经长期有“中国特色”地不采取储蓄实名制，所以，20年间中国成为世
界最大的、理想的洗钱场所。经济学者们也很配合，他们将存钱称为“隐私”，
似乎谁要过问，就会破坏市场经济！谁就是“红眼病”！那就成了不得了的罪过
，似乎比洗钱的“罪”还要大。所以，不管那些人是从如“北京西客站”这样大
大小小的建设工程中、九江防洪堤那样一些“豆腐渣”工程中、还是挪用私分叁
峡移民款，还是从各式各样的行贿受贿大量弄到黑钱，他们就都会毫无顾忌地将
钱存到银行，以后再用来投资、买房、购车、嫖赌……。因此，在中国，黑钱、
白钱和黄钱，都一概自由地流来流去，好像一切都顺理成章。这种对“暴富者”
的娇纵，如此大量地泛滥，在西方法制国家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让我们再
从宏观上大致估计一下中国的“腐败量”。

　　腐败，简言之，就是“非法收入”。那么。首先来看中国的“合法收入”究
竟有多少。按我的理解，中国的“合法收入”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种：

　　1、工资总额；
　　2、农民的农牧渔副等业的劳动收入；
　　3、自由职业者的合法经营收入；
　　4、私营业主的那部分合法的所谓“红利”；
　　5、稿费、专利费等“知识产权”收入；
　　6、少量灰色收入，如少量合理的“劳务费”；
　　7、居民正当收入的存款利息。

　　除上述各项“收入”以外的各种“收入”，是否都是“腐败”，还可以探讨
。但可以确定为 “腐败”的是：

　　1、贪污、行贿受贿、公款私分、权钱交易的“回扣”“好处费”等形式得来
的钱款； 　　2、刑事犯罪，如抢劫盗窃、高技术犯罪、各种诈骗等得来的钱□
琚Q
　　3、妓女所获得的钱款；
　　4、非法摊派、非法集资；
　　5、大部分“灰色收入”；
　　6、用于权势者享受、大吃大喝、公费旅游、公费出国游乐的公款，也是腐败
之一部分。

　　分析的困难是，我们很难得到上述各种“收入”的确切数据，所以，对全社
会“腐败量”的计算，就会有很多困难。例如全国官员贪污收入的“总量”到底
有多少？就很难计算出来，国家统计局也没有公布过类似统计。而上述第6项的钱
款，在“官员腐败”的现象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这些还不能计入“贪污总量”
。所以，腐败，除了可以并应当“量化”为有权者们的“贪污总计”，给人们一
个数量概念，还表现为一种社会丑恶行为不断扩张的趋势。例如单位用公款给“
领导人”买昂贵的商品房、或高级的专用设备，也不是廉洁，而是一种腐败。现
在还有一种现象，即“有权者”并不一定就是单位领导人，掌握这各种权利的人
，即使是医院收款员，手持罚款本的警察，都可能利用手中的“权力”来为自己
谋利。这已经是非常可悲的一种深入民族骨髓的腐败。

　　所以，“爱国”可以，但千万不要爱屋及乌，不要同时也爱上我们国家的腐
败。

　　要估摸国内腐败的“总量”，首先可以看看“不腐败”的那部分共有多少。
除“工资总额” 和劳动农民的农牧副渔业收入这两个大头外，其他的很难查到国
家的有关统计数据。例如文字工作者的“稿费总量”究竟有多少？但大概不会很
多。自由职业者的收入总量是否有统计？也很难说。税后的“存款利息”本来应
是合法收入，但若是“款”本身就是贪污所得，那么“存款利息”也就很难被认
为全都是清白的。何况多次降息后，这部分钱的总量也不会太大，我估计每年也
就在1000亿元上下。至于私企业主的“红利”，就和存款利息一样，也不能一概
而论地称其为“合法收入”，若是该业主在“原始积累”时就是靠“黑钱”或贿
赂起家，那么其“红利”也是不合法的。在中国，肯定有大量私企业主与腐败官
员的权势勾结的现象，应予查处。至于腐败私企的“量”有多少，像我这样的普
通研究人员更是无法查清的，必须由“有关部门”来查处。有人在报上曾开玩笑
说，“有关部门”就是除了在文件中再难找到的单位。但是，若要真的查清并击
倒腐败，还必须让“有关单位”浮出水面，而且须在制度上使“有关单位”充满
廉洁官员，才有可能最后获得成功。

　　我国以“工资总额”和劳动农民的劳动收入为主体的、全没有腐败味道的正
当合法收入，我估计，现今1年里其总量应当在2.2-2.3万亿元上下。农村人口虽
然约为城市人口的3倍，但是正当的、没有腐败气味的农民收入，也应大致在每年
1万亿元上下。剩下的，是否全是“腐败 ”？还可以研究探讨。但依我看，城市
里带有点腐败味道的居民收入应在每年1.2-1.3万亿元左右。也就是说，有腐败气
味的“城乡居民收入”总量当也在2.2万亿元左右，另外用于腐败 “支出”的公
款，还有一个广大的数目。依我看，没有腐败、或腐败气味不太多的钱款，在 G
DP中占1/4左右，但养活了99％的民众；而腐败之款，在GDP中约占1/3左右，它则
供养着占人口总数约1％的富人无忧无虑地吃喝玩乐、狂嫖滥赌。

　　这种估算是否合理？还有另一个佐证。据公布，我国2001年社会消费品零售
总额已达到了3. 76万亿元。若是工资总额1.1-1.2万亿元，农民的劳动收入1万亿
元，两项相加为2.2万亿元，就是说90％以上的人们的清白收入，可以占到全国消
费品零售总额(可不是GDP!)的近60％。假若全国自由职业者的合法收入和消费还
有10％的话，也就是说，起码有30％规模的消费品零售总额为“不清白”或“不
怎么清白”的收入买掉了的。该数量可以估为1.1-1.2万亿元。此外，全国富翁婆
们购买高级住宅和高档汽车应当还有一个大的款数，若人均花100万元，就是13-
15万亿元，但它们不是1年之内就花掉的，可以暂不考虑。很明显，上述1年间的
全国腐败收入，若是再加上“居民储蓄”中“非工资劳动收入”的那个部分，也
正巧是在2.2-2.4万亿元规模。

　　这种估算是否准确，并不重要。但是否有理，却很要紧。我国在宏观经济上
出现了这么多令人惶惑不解的地方，出现了腐败的某种大趋势，实在使得广大人
民很难放心。

　　在我国，80年代的“腐败”现象曾经引起人民普遍不满，但90年代后又大进
了一步，我认为可以用四个字来形容，就是“贿赂公行”。行贿受贿都上了一个
台阶，深入到了各行各业和各个角落，大大小小的权都和钱联系了起来，几乎所
有的人都在为自己能多获得钱、多多享受而奋斗，并已经毫无顾忌。这令人想起
了一千叁百多年前的往事，贞观叁年，也就是公元 629年，李世民曾指责他父亲
时代的第一高位的权臣裴寂：“武德之际，货赂公行，纪纲紊乱，皆公之由也。
”可见李渊做皇帝的“武德”年间，也有流行“贿赂公行”的劣迹。李渊不懂得
治国的真谛。而由于李世民厉精图治，虚心求谏，议定法律，任用廉吏，竟然在
短短几年里，就使得隋末大乱的形势变为“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
旅野宿”的安定的社会生活画面。可惜的是，在中国两千余年的黑沉沉的皇权制
度下，这个仅有23年的“贞观之治”只是闪现出一线光明，中国历史上再没有一
个时代能达到“贞观”的水平。由此可见，皇权政治的效率实在太低了。

　　我想，一个公然腐败的社会，是不可能长治久安的。

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采取的都是组合性的竞次策略，意味不仅在土地上让利，还要在财政，甚至金融上补贴。同样是长三角地区，零地价、送厂房、政府指定银行配套贷款(比例为1：1甚至1：2)、五免十减半等政策倾销已经成为这个地区常见的引资组合，有人形象地将此称之为政府的割肉比赛。当然，政府本身是无肉可割的，这些所谓肉其实都是本国人民的福利。以牺牲本国人民的福利换取FDI的观赏性指标，对政府官员及FDI的投资者来说都是净收益，但对本国人民来说，则是纯粹的赔本买卖。

信息技术革命的强大渗透力、历史终结的想象，使上个世纪末期的这一次全球化浪潮获得了巨大的动力，其无远弗界的扩散性与上个世纪初期那一次全球化已不可同日而语。于是，借助资本流动、贸易及隐藏于其后的规则和制度的扩散，资源全球化配置的市场理想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初现轮廓。多少有些巧合的是，这个澎湃而至的全球化潮流，与发端于80年代的中国转型在时空上重叠汇聚，其结果是，资本和贸易的全球性布局，不仅作为一种背景，而且作为一种现实的力量，深深地卷入了中国的转型。换言之，中国的转型已经不再是关起门来的转型，而是一种包含了深刻全球化内容的转型。中国正处于一部完全陌生的历史之中。作为一种独立于主权国家的自主力量，全球化深深地渗透进了中国转型的几乎每一个层面。当十几年前对普通中国人来说还仅仅是梦想的汽车已然进入中国家庭，当中国人像世界公民一样在第一时间分享着发生在遥远他国的新闻事件，当政府官员、学者、企业家熟练地谈论着国际惯例的时候，无论在精神上还是物质上，也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在政府层面，我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全球化已经成为中国转型中一种无形但却巨大的推动力量。这种在政府之外的重要力量，正是中国转型中一个非常值得观察的面向。加入WTO的4年之中，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也全速推进，在一片中国威胁和中国世纪的惊呼声中，中国作为全球化巨大受益者的形象也开始愈发清晰。

然而，事实果真那么确定无疑吗？经过学者和政府官员十数年诲人不倦的启蒙之后，“竞争”一词，终于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核心词汇、经济哲学。一般的理解中，竞争是一个比谁更优异的竞优过程，其刺激创新、激励进步的作用几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这种理解遗漏了一些重要的例外，相当多的情况下，竞争可能导致正好相反的结果。它不仅不能使竞争参与者变得更优异，而且会使他们放宽自己的道德约束，不择手段，从而取得竞争优势。个人、团体间的竞争如此，国家间的经济竞争同样如此。全球化时代，国家在经济竞争中获取竞争优势的办法大致有两种，一种是加大经济活动中的科技、教育投入，在增加本国人民福利的情况下，提高经济活动的生产率，而另外一种相反的办法则是，以剥夺本国劳动阶层的各种劳动保障，人为压低他们的工资，放任自然环境的损害为代价，从而赢得竞争中的价格优势。后一种办法被形象地称之为竞次(race to the bottom)，即打到底线的竞争。顾名思义，在竞次的游戏中，比的不是谁更优秀，谁投入了更多的科技，更多的教育，而是比谁更次，更糟糕，更能够苛待本国的劳动阶层，更能够容忍本国环境的破坏，一句话，是比谁更有能力向人类文明的底线退化。以竞次手段所获得的所谓竞争力，其内里是一个民族向道德野蛮状态的复归。
好一个打到底线的竞争，似乎正是90年代后中国的全球化实践的最佳隐喻。

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一直是中国某些经济学家津津乐道的所谓比较优势。与美国和日本比?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大约相当于它们的4%。对这样悬殊的劳动力价格差距，人们一般是将其当做与发达国家的某种天然差距坦然加以接受的，不仅如此，有些政府官员甚至还为此相当庆幸，似乎中国也终于有了某种不容剥夺的奇禀异赋。不过，仔细追究起来，这个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就并非那么天然和正常了。在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26年之中，中国的GDP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好几倍，但工资增长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这个幅度。(在中国，在体制内人员工资出现刚性增长的同时，数量庞大的底层劳动者群体的工资却在表现出罕见的粘性)而在日本的经济快速增长时期，日本工资的成长速度比美国快70%，到80年就已经与美国持平。从50年到80年，日本的工资追上美国用了30年；而从78-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4%。在制造业，中国的劳动力价格甚至比90年代才开始快速增长的印度还要低10%(印度快速增长的历史比中国晚了10多年)。这实在相当让人费解。更让人费解的则是，从90年代初期到现在(这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时期)，在中国最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地区，民工的工资竟10年没有上涨。这不但对中国独步全球的经济增长构成了刺耳的嘲笑，也确证了中国工资增长的某种不自然性。
如今这种工资与经济增长反向运动的现象，已经开始从中国最下层的民工那里蔓延到所谓的知识阶层。

这几年，在中国经济过热的同时，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出现了明显的下降，05年初，中国大学毕业生的工资已经被打到了每月500-600元的超低水平。一位在人才市场焦急寻找工作的河南财经大学的毕业生无奈地表示：这让人怎么活？。按照这种劳动力价格趋势，再经过一个30年，中国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恐怕只会越来越大。而中国世纪可能只是一段民族主义非理性亢奋所留下的历史笑柄。将经济不断增长、工资却停滞不前(甚至不断降低)的现象简单归咎于中国劳动力的无限供给禀赋是非常容易的，然而疑问在于，为什么人口密度远大于中国，内部市场潜力远小于中国的日本没有出现这种现象呢？同样的疑问还有，如果由数量惊人的农民直接转换而来的农民工确实存在某种过剩的话，难道在中国人口比例中小得微不足道的大学生也存在无限供给吗？很显然，劳动力无限供给的说法只是一套似是而非，根本无法让人信服的肤浅说辞，是有人故意强加给大众的一种学术蒙昧。事实上，劳动力价格从来就不是单纯的市场供求关系所决定的，而是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禀赋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所以，中国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也并不是由什么自然禀赋所决定的，而是由一种人为的制度在起作用。其中，政治制度的作用相当关键。
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劳动力被当做一种纯粹的自然资源在使用，他们既没有集体谈判工资的权利，更谈不上在发达国家已经成为常规的各种社会权利(福利、保障等等)。在相当多的时候，他们的待遇甚至比毫无感情的自然资源都不如。起码，保护环境的呼吁在中国是合法的，而保护劳动者权利的呼吁则是事实上不合法的。于是，作为分散的个体，在与资本的博弈中，他们的工资便成为所有成本中最容易压缩的那一部分。我们看到，在中国经济增长尤其是90年代的经济增长中，中国劳动力价格一直就被压缩在维持简单再生产的底线附近。在中国沿海地区，地方政府为了最大限度的迎合资本尤其是外资，在廉价馈赠各种自然资源之余，也最大限度地压制劳工的各种自发和合理的诉求，以便人为地维持某种价格竞争优势。这种人为的压制，极大地拖低了中国劳动力的基准价格。如果按照某种可笑的教条，这种极不正常的价格，会被视为不容亵渎的市场均衡价格。但掀去覆盖在这个均衡价格上的体制重压，我们就将发现，这个均衡价格实际上一点都不均衡，它将在现在的水平上并向着现代社会的基本文明标准大大地上扬。在企业主和地方政府那里，工资是一种必须尽量予以压缩的成本，而在劳动者那里，工资则是一种必须尽量扩张的福利，工资最终的价格水平其实就是两种力量最后博弈结果。
这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过程，而不是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们众口一词的简单的市场过程。

现在我们已经很清楚，在中国经济全速增长的整个过程中，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中国劳动者尤其是底层劳动者的毫无保留的惨败。所以，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中，当有人突然发现中国在全球竞争中的这个秘密，并将这个秘密当做中国的某种天然禀赋的时候，我们就很难不钦佩他们不求甚解、倒果为因的本领了。将一种政治过程的冷酷后果(劳动力价格)当做一种自然禀赋并作为可资炫耀的比较优势欣然加以接受，当然早已不只是一种学术上的无能。应当坦率承认，有人已在公众意识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神话，使我们误认为---我们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如果我们的人民不延长工作时间、不降低工资要求、不降低保障水平，他们就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而实际情况是，中国的低工资更多的是国内分配严重不均衡的一个结果，它既非国际竞争的结果，也非自然禀赋所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固然可以在全球竞争中赢得有限但非常脆弱的比较价格优势，也可以因为外汇储备的扩张、贸易的增长而为国家赢得某种强大的形象，但这种以牺牲人民福利，降低社会伦理标准为代价来换取所谓国家竞争力的办法，是一种典型的竞次。难怪有西方评论家惊呼：中国正在摧毁资本主义！
显然，他并不是惊奇于中国的竞争力，而是惊奇于我们竟然能够如此轻而易举地逾越现代资本主义的伦理底线，向着野蛮、冷酷的原始资本主义时代倒退。

对这个结论，只要看一看工厂中远远高于正常水平的工伤死亡率、远远超过正常水平的工作时间，就丝毫也不会怀疑了。或许，正是凭借这种野蛮的力量，我们才能让它的老牌资本主义对手不寒而栗。然而，野蛮的力量毕竟是野蛮的，它不可能与文明的力量做长久的赛跑。人力作为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实际上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根本。一个国家将人力资源打压至简单再生产的底线，就像一个工厂不提折旧费用一样荒谬。它纵然可以创造短期超常的产出，但决不可能成为最后的赢家。一个残酷的事实是，中国虽然有超低的劳动力价格，但如果考虑生产率因素，在劳动力密集型制成品方面，创造同样多的制造业增加值，美国的劳动力成本仅仅相当于中国的1.3倍，日本相当于中国的1.2倍。而如果与韩国比较，中国的劳动力成本甚至比韩国还高20%。这意味着，中国用相当于美、日将近1/25的微薄工资换来的仅仅是非常微弱的劳动成本优势。这个优势随时可能被其他因素所抵消。

全球化的竞争环境中，中国采取的竞次姿态是全方位的，这在FDI上也表现得同样突出。自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中，中国已吸收的FDI达到5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是战后50年间日本吸收FDI的10倍。与此同时，中国自02年之后开始超过美国，成为年度吸收FDI的全球冠军。有人宣布，中国已经成为世界FDI一个巨大的磁极。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在短时间中超越世界资本主义的首都美国，的确是非常令人吃惊的，绝大多数人也是将此看成中国势如破竹的全球竞争力的一个明证而甘之如饴的。但正如我们在低工资中所发现的秘密一样，中国傲视全球的FDI之中也同样隐藏着巨大的代价。除了低工资的吸引之外，全球FDI蜂拥而至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中国各地方政府以竞次方式对自然资源、环境、市场，甚至是政府税收的甩卖。

了解了中国FDI的真实内容，就不会对下面这样一个事实感到惊讶了：在中国所有城市中，FDI雄踞首位、GDP排名全国第四的苏州市，在多项衡量居民富裕水平的指标上竟然落后于远处中国内陆的成都市。中国FDI在增进本国人民福利水平上的作用由此可见一斑。更加重要的是，FDI在未来影响本国居民收入上的负效应可能还远远没有显示出来。因为土地、自然资源可能在未来产生的现金流收益都在通过GDP在源源不断地外流。把财富带走，把GDP留给中国，这就是竞次逻辑下FDI的另外一面。学者曾对FDI的效果做出过某种宏观估计，如果假定FDI的投资收益为10%，主要由FDI形成的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收益为3%，那么中间这7个百分点的投资收益率差距，将意味着资本效率的重大损失。
中国与日本一样，是储蓄率奇高，资本相当丰富的国家，但中国在改革开放26年当中吸收的FDI不仅相当于日本战后50年的10倍，而且还在年度数字上超过储蓄率低得可怜的美国，这实在是一个相当让人诧异的事实。这除了证明中国存在惊人的资本浪费之外，证明的另外一个事实是：中国节节升高的FDI是一个政治选择，是一个非理性的体制做出的非理性的经济选择(虽然它对官僚体系的利益来说是一种理性选择)。可笑的是，这种政治选择仅仅制造出了一些可以唬人，可以炫耀的FDI数据，而我们为此付出的代价却是国民福利的净损失。既然是体制的选择，那么，只要这个体制不变，这种竞次战略不走到不能承受的地步就很难回头。学者在研究了一些地方政府05年的经济计划之后发现，引进外资被普遍提升到经济发展生命线的高度。在改革时期，向中央政府争取项目、投资，一直是地方政府官员发展经济首要的议事日程，90年代中期之后，FDI为这种传统思路开辟了另外一条捷径。如果说前一条路导致巨大的投资浪费的话，那么后者则是洞开了财富的输出之门。

我们不能怪国际资本太狡猾，太贪婪，只能怪自己太愚蠢。

这个体制的独特优势仅在于，它可以未经国民允许就慷慨地牺牲本国国民的福利，这显然不是一种荣耀。而资本总是流向那些劳动力价格最低廉、政府保证剥削力度最高的地方(包括对自然环境的剥削)。毫无疑问，闻利起早的国际资本是非常欢迎这种体制的，所以，他们乐于用最廉价的赞扬满足我们炽烈的虚荣心。中国在全球化竞争中的竞次手段，远不止于人为压低的工资价格，也远不止于土地收益、财政收益的赠送。对环境破坏的容忍，对自然资源的消耗性开发，对本国市场的让渡，对本土经济的歧视等等，都是这种竞次方式的体现。有太多的证据表明，在中国赢得世界工厂美誉的同时，中国的环境破坏、能源消耗率、自然资源消耗率都已经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地步。而这，正是世界工厂得以奠定的基础。
在这个星球上，人们可能只见过赖账不还的发展中国家，却很少见到像中国这样奢侈和大方的穷国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曾经以赔本赚吆喝的方式大肆支援第三世界，在今天，中国以同样的方式无私地补贴着国际资本。这真是一种绝妙的历史雷同。在这种历史雷同中，我们看到的是中国某种核心体制和文化的历史延续---一种一贯歧视、压抑本土自主民间力量的体制和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文化。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竞争力主要体现在这个国家的企业所具有的竞争力上，作为一种游离于政府之外的力量，企业比政府力量更容易跨越民族国家的边界。跨国企业巨头在全球化中越来越显赫的作用已经证明了这一点。然而，在整个转轨时期，尤其是90年代，中国在全球经济竞争中一直固守着一种政府中心主义的战略姿态。这种战略将一个国家的政府而不是一个国家的企业和人民作为竞争的主体。政府中心主义，作为中国内部全能政府体制的延伸，是一个非常自然的结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以形成某种调控能力和塑造某种名不副实的指标形象，中国以政府控制为基础的汇率制度所形成的庞大的外汇储备，以政府廉价出卖资源为手段所获得超高的FDI，以压低人力工资和财政补贴所刺激的出口能力，以及在政府投资为主强行拉动的经济增长率等等，都是这种政府中心主义战略的结果。毋庸置疑，所有这些的确都为中国创造一个完美国际形象提供了数据上的支持，但同样毋庸置疑的是，所有这一切都在相当程度上是以本土企业的衰弱和人民的贫困为代价的。

如果仅仅是国家好像具有了某种竞争力，而企业变得衰弱，人民变得贫困，那么这种所谓国家竞争力就只能是一种昙花一现的假相。

经济发展的本来目的是让人变得昂贵起来，而伴随着中国高速增长，人却变得越来越贱，越来越廉价，这种事实显然是对经济发展的一种扭曲。或许，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对于一个经济人似的国家官僚体系来说，要想获得了某种跨越民族国家范围的巨大寻租利益，蓄意维持一个贫困的底层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企业，就是它们所必须做的。与其他国家相反，中国不仅没有保护本国市场尽量只面向本土企业开放，反而利用各种手段抑制本土尤其是本土民间企业。这使得本土企业无法充分利用本土市场所给予的宝贵的成长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号称拥有巨大市场潜力的中国，在长达26年的时间中却没有成长出一家国际巨头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中国苏州，这个与全球化融合得最为彻底的中国东部沿海城市，四家曾经在80年代中国市场上非常知名的本土家电企业(被称为四小名旦)，如今已经悉数销声匿迹，其中最为知名的一家如今在靠门面房出租苦苦度日。
中国商务部05年发表的一份报告承认：中国以市场换技术??。但中国商务部显然不会承认，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够长驱直入是中国官僚体系蓄意削弱本土民间企业竞争力的结果。全球化的经济力量不过是主动利用了中国体制的这个天然缺陷罢了。或者说，这是全球化力量利用各国的体制禀赋(而非自然禀赋)主动进行的一次全球配置。显然，跨国资本全球化配置在中国的试验是一次成功的经典之作。很难想象，在全球化的激烈角逐中，由不满的劳工+低技术为主要构成要素的中国企业能够具备什么真正的竞争力。以这样原始的竞争力，中国恐怕只有能力向非洲出口资本主义。事实上，这种竞争力的匮乏已经充分地表现在中国的贸易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贸易总额迅速攀升，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表明，到03年，中国的进出口额已经跃升为世界第四，世界第三。但伴随着贸易总额超高速增长的一个奇怪现象是：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不断降低，进口产品价格不断上升。进口产品价格上升而出口产品价格下降被认为是贸易条件恶化的典型症状。有统计表明，02年，日本对华出口产品价格比90年上升了3%，而对华进口产品价格则大幅下降了18.4%。仅此一项，日本每年从对华贸易中节省将近200亿美元。与此形成对比的一个景象是，在中国华南的一家出口工厂中，电扇、榨汁机、烤面包机的平均批发价格从10年前的7美元下降到03年的4美元。该厂的一位负责人感叹到，只有最廉价者才能生存下来

中国贸易条件不断恶化的事实，在表面上看，仅仅是中国从不断增长的贸易中获得了越来越少的利益，而深层所表现的则是这样一个相当符合逻辑但却令人不安的现实：中国企业的相对竞争力不仅没有随着经济的增长而上升，而是在不断下降。以跨国公司为标志的全球化力量对中国转轨的深度卷入，在中国塑造了一种新的经济格局。一方面，跨国资本利用品牌和文化影响力占据中国少数富人和中产阶级的绝大部分消费能力。富人和中产阶级是中国最具有消费能力的一个群体，而跨国资本的产品中所包含的某种文化内容，是最能够满足他们的品牌追求以及身份确认要求的。作为全球化的核心意识形态，消费主义首先是从意识上，然后才是从经济上将中产阶级从民族国家内部分离出去，从而成为世界的中产阶级。所以，跨国资本一旦占据了他们的消费能力，实际上就将中国的市场从民族国家的内部转移出去，变成了世界市场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本土技术简单、生产率低下的制造业，由于全球性的生产过剩所导致的激烈竞争被跨国资本成功地纳入全球生产体系，为跨国公司的全球生产体系提供简单的组装、加工、零部件生产等。于是，中国的底层劳动者实际上也就变成了世界经济体系的底层。
很清楚，中国的阶层分化已经与世界性的阶层分化更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借助于本国政治体制和国际资本的双重力量，中国庞大劳动者的底层地位也将更加稳固。这样，单一民族国家的经济体系由于全球化力量的嵌入而遭到了裂解。中产阶级的消费需求对应的是国际资本的供给，而本土制造业却由于无法掌握最终的销售渠道被变成了跨国资本的组装车间。对跨国资本来说，这样的组装车间世界各地到处都可以找到，他们随时可以挑选他们认为成本最低廉的地方。这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面临的不仅是本国同行的竞争，而且也面临世界范围内的激烈竞争。这种竞争为跨国资本最大限度压缩这些组装车间的利润提供了借口和现实的可能。当本土最大的消费需求无法转变为本土产业的合理利润的时候，产业的竞争力的升级是根本无法想象的。换言之，他们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并被固定在世界经济体系价值链的低端而无法向上游移动半步。

然而，这并不是这种格局最为严重的后果。更加严重的后果在于，这些为中国提供了最多就业机会的本土制造业(也包括其他产业)，由于生存艰难、利润微薄而无法提升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从而使他们陷入贫困陷阱。这是中国宏观经济经常表现为内需不足的重要原因之一。内需不足就必须扩大外需，增加外需就必须和其他穷国竞争，这种竞争又导致不断压低工资以及其他成本，而这反过来会进一步导致内需的萎靡。这显然是一个难以自拔的需求陷阱。
从社会结构上看，全球化力量的涉入，在二元结构上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剧了中国社会结构的断裂，中国已经无法通过本土产业结构转型的传导作用推动社会结构的整合和转型。

一个消费不能渐次向下层移动的断裂社会，其经济的长期增长潜力是非常值得怀疑的。一个合理的推断是，蜂拥而至的全球化力量可能促进了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但却阻断了中国的长期发展之路。改革开放的绝大部分时间中，官僚体系就一直奉行着抑制本土经济尤其是本土民间经济发展的政策。在无法平等分享金融、土地等要素资源的情况下，中国大量的本土企业要么与官僚体系结盟，形成一种多元化、短期化的战略文化，要么持续挖掘廉价劳动力这个惟一的优势并将其发挥到极致。这两种情况都不可能形成长期的企业竞争力。
除了抑制本土经济之外，中国对外资却给予了税收超国民待遇，这也使得本土企业长期处于极其不利的竞争位置。

中国对本土草根企业的歧视之深与对外资企业的优待之多，形成了非常显明的反差。一个最广为人知的例证是，外资的税收优惠在延续了20多年之后，仍然无法取消。

对此，中国的财政部长金人庆深感无奈。在一次会议上，他明确表示了他的不满：目前外资企业所得税率不到15%，而中资企业为33%，这完全是不平等嘛，WTO框架下，不说给中资企业优惠，至少要一视同仁，这才是国民待遇。我觉得，现在为中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少了，而为外资企业说话的人太多了。但金人庆可能不明白，在这种独厚于外资企业的怪现象背后，是全球化官僚在中国的崛起。全球化官僚是那些熟悉国际惯例，具有全球化视野，在意识上与跨国公司有着深刻认同的民族国家的官僚。如果范围更加宽泛一些，全球化官僚还应该包括那些对中国官僚系统有着深刻影响的学术团体。这些官僚未必与跨国公司有着直接的利益牵涉，但是与跨国资本家阶层有着深刻的文化认同。正是由于这种文化和意识上的认同，全球化官僚会不知不觉地偏袒国际资本，而这才是全球化真正的力量所在。

跨国公司的全球化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的力量，更是一种文化力量。隐性的文化力量要比外显的经济力量强大得多。01年，主管中国证券事务的中国证监会，竟然要求IPO、再融资时，必须由国际会计师事务所补充审计。国内的会计师事务所固然造假成风，不堪信任，但四大(国际会计事务所)也同样可能造假。将制度建设的失败归罪于国内会计事务所并加以歧视性政策，当然是相当荒谬的。而其中反映的则是中国全球化官僚骨子里的一种文化自觉。早就有美国学者观察到，多数国家和城市中，具有全球意识的官僚和政界人士的力量已超过提倡民族经济的一方，这种正在中国充分浮现出来的力量，就是金人庆感受的那种(替外资说话)的无形力量。

更加重要的是，要记住国际资本与一个腐败的政治体制是非常容易相互腐蚀的。

与中国企业相比，虽然国际资本普遍具有(在母国培养的)更加健康的企业文化和商业伦理，但利益所诱，所在国腐败的政治文化所驱，同流合污在所难免。有迹象表明，跨国资本为了经济利益已经越来越广泛地卷入了中国的政治腐败案件。中国政治级别很高的建行行长张恩照的腐败丑闻即是其中一例。完全可以预计，这种合谋在中国将会变得越来越频繁。格外令人担心的是，只要他们愿意，跨国资本的政府俘获能力要比中国本土企业强大得多。如果这种系统性的勾结真的成为现实，那么，中国的官僚企业利用国家权力入股可能还能分得一杯羹，而中国本土的草根企业就将被置于一种完全失去话语权的危险的依附地位。

这意味着，中国本土企业将被彻底固定在利润最微薄的价值链的最底层。

下面的数据可以直观告诉我们价值链最底层企业的依附境遇究竟是怎么回事：03年中国出口了53亿双鞋(相当于为世界上每个人生产一双鞋)，但中国企业可以获得的利润仅仅是总利润的20%，其余80%的利润都被拥有品牌和销售渠道的发达国家厂商所获得。按照摩根士丹利一位经济学家的说法就是，中国仅仅得到了一点面包屑而已。在中国本土企业由于缺乏竞争力而逐渐被逼至了附加值极低的世界价值链低端的同时，外资却占据了中国附加值极高的价值链的出口高端。93年之后10年中，工业机械的出口总额增长了20倍，而其中外资企业的出口比例从35%跃升到接近80%。同时，在最能体现附加值的计算机及外围设备的出口中，外资企业占据的比例更是达到92%的绝对比例。其他高新技术的情况也基本如此。外资在中国出口中的超高比例，与其他后发工业化国家如韩国、泰国等国的情况相比，相当的不寻常。

有研究者由此认定，中国已经出现了外资替代效应。即正规制造业被外资取代的情况。如此看来，中国不过是一个为外资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有着超低环保标准、超低社会责任标准的生产基地。总之，90年代之后，由于在全球化浪潮中选择了激进的竞次战略，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资本正在构建??这大概就是中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但外贸依存度却奇高无比的背后原因。

然而，正当许多不求甚解的经济学家为中国的自由贸易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而陶醉的时候，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一项最新研究却给他们当头浇了一盆冷水。这个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穷国的贫困并非由于缺乏自由贸易，因为贫穷国家的外贸依存度已超过40%---远远高于富裕国家的平均水平。这等于说，外贸依存度奇高所表明的，可能并不是这个国家贸易的发达程度，而是这个国家的贫穷程度。

中国独特体制有这样一种功能：它可以将全球经济竞争的压力向内转移并转移给它的底层人民，而在国家层面上维持一种强大的形象。个中奥妙，是长期生活在西方国家的人们所难以理解的。所以，在中国凭借各种强劲的指标引得观者如云，并博得阵阵惊叹的时候，它实际上可能是在表演一套魔术。不过，在一通让人眼花缭乱的东方功夫之后，我们也开始渐渐露出了最大的破绽，那就是：我们有一个庞大得惊人的底层人口和一群毫无竞争力的本土企业。这正是是我们在全球化图景背后，看到的另外一个中国。

二、这种项目环境有着更大更独特的挑战，是其它国家尤其美国欧洲等西方所没有的，无疑是丰富PMBOK时间和理论的机会；至于是要“中国特色”还是要“削足适履”，是会有争论的。坦白讲，就对国外先进东西的学习而言，很大程度上我对所谓的“中国特色”是深恶痛绝的，原因在于中国特色化的背后，不仅仅是形式的走型更多的是内容的变味儿；反过来，华为所提倡的“削足适履”、“先僵化、再固化、再优化”，可能更有借鉴意义。

三、这种经济环境，对项目本身的干系环境有更高要求，比如当地政府、管理部门的作风，工程转保和包工头，承包理念上的计件工资和民工讨薪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