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时代否定的最有迷惑力的两个说法就是：1、以今天的经济繁荣作为证明；2、以亚洲四小龙为例。本文将对此逐一加以分析，以明辨是非。

我以为“以今天的经济繁荣作为证明”是典型的后人剩凉忘了前人种树之艰辛的表现。

看问题要看实质，为不要为政治口号所迷惑。单从字面上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肯定比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要好。然而，前一个中心贯彻了十年，结果是中纪委全面进驻厦门抓出了个巨案——远华走私，500亿的走私意味着多少工人的下岗呀，意味着多少企业倒闭。更有甚者，公安近日进驻银行、股市，这种作法创古今之先例然而却是不得已而为之，它本身就宣布了单纯的“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破产。所谓的“双规”合法吗？但却符合现实需要，这实际上是阶级斗争在新时代条件下的表现。大家等着看吧，银广厦、ST中科才是开头，中国股市隐藏着最大的合法腐败，近期的暴跌只是一个先兆。

文革中讲阶级斗争的“极左”只毛时代中的很短一段，真正停产闹革命只是68-69年，文革笼统称为十年，大部分时间还是“抓革命，促生产”，两蛋一星、大小三线均是是那时搞出来的，到是今天改革十余年了，还要花数十亿美元买俄制飞机。如果不是当初老人家下决心搞出核弹，是不是今天我们要跪到在美国人的面前？台湾肯定早就独立出去了，而西藏、新疆也难桃厄运。发动文革的最大诱因是苏联出了赫鲁晓夫，而刘邓又确有架空老毛之势。这就使得党内工作分歧演变成极端的方式，在此不再烦言。

众所周知，四个现代化的口号是周恩来提出来的，与中美修好关系是毛泽东的决策，然而他的身体已不允许他老人家去美国看一看，如果可以的话相信他老人家也会修正错误。事实上，正是邓到日本走一趟，亲眼所见受到了震动而下决心改革，同时邓还很聪明地让许多老干部出去看一看而避免争论，因而实现了顺利转轨。

我在另文中曾经讲过资本主义国家是靠侵略与掠夺完成的资本原始积累，而社会主义国家作为发展的后来者只能用工农业“剪刀差”与职工低工资的强制计划来实现，也就是说工业不断地自我循环完成从基础工业（如油气田等）、重工业、再到加工工业，并逐步自成体系。与此同时，仅给农民以简单的轻纺产品换取粮食绝大部分上交。事实上，在毛刘长期的争论中主要是经济发展的快慢问题，今天看来并无本质区别，毛是希望中国发展的更快一点，“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我们看看今天中国股市中权重大的是哪些股吧：一汽、二汽、攀钢、宝钢、哈飞、航天科技、几家油田。其中宝钢是华国锋搞的（其投入显然来自于毛时代的积累），并曾被作为“洋冒进”而加以批判过，显然，这项当时让人痛苦的冒进今天却是那么的美好。

当我们今天享受到经济上某种富足后，怎能忘记那如火的建设年代，怎能忘记广大长期拿着低工资的我们的父辈，王进喜和陈永贵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到了毛末期，中国工业化已基本初步建成，再继续搞计划就要起反作用了，并且工业体系复杂了也计划不过来了。并且人民的忍耐也到了极限。因此邓的市场化改革就顺应了时代要求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然而邓的指导思想却也给今天留下了隐患。邓总是说不要争论，要大胆地试，这显然是他政治上的权宜之计。因为就在此前不久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时，他却讲弄清这一点太重要了，一定要辩清是非。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邓的机敏（往好了说）与投机（往坏了说）。实际上，邓的一生充满了上述特点，大家都知道邓在大批粟裕中调子是最高的，当年的反右整知识分子也是邓的力作。好在文革遭难后的邓能从正反两方面总结，认识到了知识分子的悲惨处境与可贵，事实上，正是文革让不少老干部受了难，算是同病相怜吧，从而理解了知识分子的处境。

因此，在毛末期的经济转型时代，应当讲邓的积极作用是显而易见。然而到了今天，后来者十余年僵化地执行的结果，其负面效应就显示出来了。今天的腐败分子都曾是改革的风光人物，更严重的是，今天的腐败可说是整个社会的腐败。沿海各重要海关、许多银行（从行长到小职员）、厦门市、沈阳市、汕头地区、深圳市的市府；煤矿接二连三地暴炸及其背后的保护伞，兰州、四川、东北、湖南、广东等地的黑社会猖獗；老牌的冠生圆的假月饼到假米、假油、注水猪等等。

所有这一切让人担忧毛泽东缔造的党的生死存亡，“讲三讲”实际上就是新形式下的整风运动，可惜太软弱了根本不解决问题。6000万党员能有一半合格的就不会出现今天的局面。

银广厦的高层均是甘肃省各厅局长，其门面工程——治沙曾受到过中央最高层的称赞（见后面链接），是一个典型的地方官员从上到下联手欺骗中央的案例。几千万股民几十年的积蓄被套死在垃圾股市中，这就是邓改革的负面作用。事实上，海南有大量的烂尾楼正被炸掉，这都是“步子快一点，胆子大一点”的附产品。我丝毫不否认邓改革在当时的积极作用，因此也怪不得邓。

当初一时策略地回避理论问题并不能让社会长久地回避现实，当少数人腐败时我们可以认为是其个人的问题，而当许许多多的干部腐败时，这说明制度出了问题，尤其是当一些确实曾为国家为企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好人也走上腐败（所谓60岁现象）之路时，说明这个制度肯定出了大问题（让好人变坏还不严重吗）。

高薪养廉势在必行：比如上海市长让他一年几十万没问题（其高薪的一半留到其任期后十年无发现劣迹后再逐月拿），但是一旦发现腐败问题则统统取消。至于各级的高薪标准可按金字塔比列定。警察如果一生无劣迹，则其子女可免费大学。

要知道，今天腐败的代价早已能养廉而卓卓有余。

沈阳市近几年批租土地3300万平方米，其中1800万平方米是无偿划拨，1500万平方米是有偿转让，收到的转让金总共才7000万元。同在辽宁的大连，转让的土地比沈阳少得多，得到的转让金却是17亿元。

沈阳近期被立案审查或已经被移交司 法机关处理的腐败官员中，竟有16个人是"一把手"。从市长、法院院长到检察院检察长，从财政局局长到国税局局长，从土地局 局长、物价局局长、烟草专卖局局长、建委主任到国资局局长……一个又一个要害部门几乎逐一"陷落"。

继续无视这一问题的话，一方面社会优秀分子不愿意进政府，而进了政府的官员往往是在伺机腐败，这就形成了前赴后继奔腐败的局面，且技巧越来越高（意味着反腐败的成本也会越来越高）。

时代不同了，今天的人入党宣誓说“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献身”时不过是说说而已，而当年则是马上冒着生命危险冲上去。党员能做到象朱总理讲的“廉洁”的话那就是老百姓的福气了。

当我们回首往事时，就更加感到老人家痛下决心杀掉刘子善、张青山的深谋远虑，它在在当时条件下几十年中避免了党的腐败。当然，今天仅靠这种办法已不行了，随着经济开放，腐败会更加变换手法而披上全球化、高技术、走向世界与国际接轨等等新的美丽外衣。根本的还是产权问题，过去的党委其实就是相当于今天的董事会，而今天党委靠边站，董事会必然被实际管理者控制，后者或为地方谋利益（这还算好的），或为自己谋私利，国家或全民的财产所有者就被架空了。因此，建议大型国企的董事长、财会人员应从属于更高一级的国资局与审计署中派出，并定期轮换类似于银行的管理体制。

再看今天的中国，经济的成就是肯定的，但经济数据的水分到底有多大无人能说清，但显然很严重，从不题字的朱镕基却为财会大学题字“不作假帐”，可见水分之大朱是心中有数的。当年毛对浮夸也并非不知道实情，但他认为对人民要鼓气而不要泄气，因为民心齐在当时对中国是有正面的作用。

经济发展理论揭示了中国经济之迷主要归结为二点：“学习效应”（即后发优势）与“规模经济”。牛顿用了一生发现了三大定律，今天你只需几堂课就懂了，这就是学习效应，中国人在这方面尤其善长，乡镇企业是主力军。彩电现在这么便宜，是规模经济的代表，而规模经济要以规模市场为前题（否则只能靠出口），这就是许多生产线在中国能生存并成长的缘故。

大国与小国在经济发展中是不能相比的。因为某几个小国只要纳入美国的经济大系统中就足以让本国经济起飞，四小龙无一不是靠出口导向而风光一时。然而，当美国经济停滞时他们也就跟着惨了，小国的经济与市场根本不成体系，无法自行运转，因此我们看到东南亚小国纷纷转向中国，寻求市场机会。中国是大国，仅沿海数亿人口进入中等发达的话，就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多出了一个欧洲（必然对能源需求格局产生重大影响），这就是西方为什么怕中国的缘故。然而，按人口平均中国的各项指标却又都很低，这就是我国坚持说要按发展中国家待遇入世的依据。

大国的经济起动不易，而一旦起飞则能靠国内市场带动经济，维持相当一段的升势。

现在的问题是，由于腐败几分配不公，国内的收入结构不是稳定性最好的金字塔型，而是细腰花瓶型（两头大，中间小）。仅靠财政投入不能启动最终消费，因此，今天的中国经济也到了重要的十字路口，市场长期不能有效地起动。必须下大力抑制腐败，分配政策向中下层倾斜。这，才是“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不如此，则中国必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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